一陣陣的電話鈴聲把我喚了起來。

 

不過說是電話鈴聲,在某個意義上並不準確,因為它實際上是一段從流行歌曲中剪裁出來的音樂;對於我這個連家居電話線也沒有裝上的單身漢而言,『鈴、鈴、鈴』這類古舊的鈴聲就好像是上世紀那樣遙遠的事情。


嗯,似乎真的是上一世紀的事情。

 

假若使用世紀這個單位來看世界的話,似乎心境可以變得比較豁然;我們每天都在燃燒著白堊紀的血,從一處地方走到另一處地方,而且在多少個世紀以後,我們將會遭遇著同一個命運,每桶五十六美元。


可是我顯然沒有這樣宏大的宇宙觀,尤其在電話上面顯示著的是一組陌生的號碼。

 

「媽的!」這是我從鈴聲響起後所想到的第一句說話。

 

陌生的號碼很大程度意味著我並不認識在電話筒另一方的人類,而且所謂的重要事情就像那些像璇璇的女星一樣從來不會找上我的頭來。

 

「什麼都不重要,趕快回到休息的狀態吧!」腦部總會在適當的時候釋放出這樣的指令。在比較清醒的時候,我偶爾也會懷疑,到底是我在控制著大腦,還是大腦在控制著我。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存在還是本質優先之類的命題。

基於指揮,我嘗試使用睡眠來切斷鈴聲跟大腦的聯繫。

可是在十五分鐘過後,顯然是我被切斷了跟夢鏡的聯繫。

結果我還是好端端地坐在自家的客廳內,喝著沒有氣泡的可口可樂。

 

難喝得要命。

 

如果像休姆所說,自我就是一連串變化當中那不變的特質的話,那我自己就活像沒有氣泡的可口可樂一樣;沒有變化地存在,照舊地被人忽略著。

 

十五分鐘前的通話,電話另一端的果然是我並不認識的人類,但那是在九百秒前而言。在十五分鐘以後的我卻已經把他的名字附加在那一組本來陌生的號碼旁邊。

 

在新力愛立信的定義裡,我認識他。

 

或者說我本來就應該認識這個人類,他是我一個好友的弟弟。而這個弟弟給我帶來的是,他哥哥的死訊。

 

在我們通話前八個小時又五十分鐘,他哥哥就在鬧市當中被人幹掉,據說是使用斧頭之類,真夠誇張。而在大概相同的時間,我卻被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幹掉;沒有氣泡的威士忌。

 

在喝完那杯沒有氣泡的可口可樂後,我站立了在電視機前面良久。在沒有畫面的螢光幕上面倒影著我的雙腿,卻因為角度的問題,那畫面並不包括我雙腿與地面接觸的部分。


我的心情沒有太大的悲哀,卻有種不著邊際的無力感,就好像以為要發力打到別人的臉上,卻打個空的那一種落空感。

 

他死亡,我活著,誰決定著這一切?

事實上,所謂的好友,上一次的通訊少說也有半年的間隔。


如果說沒有這個早晨的電話,他的死與活又跟我存在著多少的關係?假若我接收不到這個所謂的惡耗,就這樣子好端端地延續到我斷氣的日子,他不是也好端端地存 活在我的思想中間嗎?然後現在他在我那裡死掉了,我們中間的友情再沒有變化的可能性,他會被我所遺忘,至少在書尾你不會再聽到他的故事。

 

天哪,我在想甚麼?

我把屬於他的電話號碼刪除掉。

 

如果說電腦的生命組織在零與一上面,那麼我們的人生也不過是組八位數字。



(註:以上是我那個所謂小說的內容)

說過寫小說,卻發現他們所在乎的只是視覺上的工作,內容誰他媽的花心機看你的?跟我說這始終是藝術課程、跟我說最後必需使用規定的英語來PRESENT,嗯,這就是所謂的Experimental Workshop

八位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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